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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内政博弈与美国对华政策十年剧变
2019年05月14日  |  来源:文化纵横  |  阅读量:694

许多方面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为什么是这样?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建筑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之间的单极化和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安全替代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首要问题。但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国内政治动机的改变促使该主题经历了从自由主义的规则制约和多边制度竞争到现实主义合作压力和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变。在美国的“双极化”政治结构下,美国的两党可能会从地缘政治逻辑和安全层面思考美国的对华政策。安全竞争可能取代经济竞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下一阶段的主题。

一、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新背景

近年来,美国继续就中国政策进行重大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问题是: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主要包括战略政治克制和经济自由主义。——失败了吗?可以说,这场辩论不仅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最大的辩论,也是最深刻和最受尊重的辩论。

其原因在于中美之间的直接比较及其各自的战略选择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崛起,尤其是美国经济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差距,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体系层面经历了“结构性矛盾”。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将这种矛盾描述为崛起的大国,大国,“老板”和“第二个孩子”。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特别是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美国致力于推动全球战略萎缩,中国的对外战略逐步完成从“躲藏到提高能源”到“强化做事”的转变。可以说,同时改变力量和战略选择所引起的“共振”加剧了美国战略界的焦虑。

这种焦虑反映了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背景的根本变化。

自1949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三次重大变化。从1949年到1971年,美国对华政策显示出遏制(战略制衡和经济民族主义)。从1972年到2008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特征是接触。自2009年以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进入新的转型期和调整阶段。奥巴马政府致力于从美国主导的自由化国际秩序开始,并将迅速崛起的中国视为这一秩序的挑战者。因此,多边主义的国际制度竞争和监管制约已经成为中美互动和美国对华的舞台。政策的主题。然而,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焦点很快从国际秩序问题转向双边经贸问题。其现实导向和反多边主义使中美博弈的焦点从多边系统竞争演变为双边经济竞争。

那么,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自2009年以来开始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时代”?笔者认为,美国对自己国家核心利益的定义及其相应战略选择的变化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切入点。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成为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以来,保持其全球地位一直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在这种整体利益中,国际秩序的安全,经济,价值和稳定是更具体的核心利益,在不同时期,这些具体核心利益的重要性是由于它们在维护整体核心利益方面的差异。价值观有明显的优先顺序,决定了美国对外战略和中国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基本方向。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使美国难以像冷战时期和结束时那样清晰一致地核心其核心利益。冷战。虽然保持一个“一个超级”地位的整体利益没有改变,但如何确定经济,安全和国际秩序稳定等具体利益是美国面临的战略困难之一。这导致中美关系的发展失去了冷战后期和冷战初期两个阶段的明确和稳定的战略基础(以地缘政治逻辑为基础,遏制苏联的安全威胁和基于国内的经济繁荣政治逻辑)。漂移状态。例如,中国在美国的核心利益中形成了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最关心的是国际秩序的经济,安全和维护,这种合作与竞争已经同步增强。在新的法线中。因此,在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美国越来越多地把中国崛起作为一个全面的战略竞争者和挑战者。相应地,“地缘政治逻辑 - 安全维度”取代了“国内政治”。逻辑经济维度已经成为制定美国中长期战略的起点。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美国在不同阶段的具体核心利益的调整以及对中国战略需求的分化构成了美国。中国政策演变的微观动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致力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自中国和美国进入战略竞争时代以来,美国在不同阶段区分核心外部利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这个因素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战略竞争主题的变化?在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特点可以为我们提供分析中美关系方向的逻辑线索。作者将通过介绍美国的国内政治变量并结合自2009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

二、界定国家利益: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2009~2018)

冷战结束后,国际建筑的根本变化和“单极时刻”的到来使得“国家利益”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由美国明确界定。虽然主导全球化的经济繁荣已成为冷战初期美国最具战略性的选择,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加速的国际战略格局使美国保持了自己的地位。安全,经济,价值观和各国的核心利益,如国际秩序的稳定,已经感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内政治已成为一个核心变量,它定义了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和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方向。

在制定美国对外战略的过程中,国内政治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冷战后国际体系和上述国际结构的“单极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它起源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日益“两极分化”。这两个因素相结合,使民主党和共和党难以在美国对外战略的所有主要领域达成有效的共识和妥协,包括军事开支,贸易政策,海外干预和国际合作。党派关系它已从国内公共政策领域扩展到外交政策领域。

这种现象的出现植根于两党政治精英在外交战略方面所代表的政治联盟的独特利益。换句话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双方就“如何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就奥巴马政府而言,如果美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想要保持其全球地位,就必须利用其主要的能源和资源进行“国内建设”,缩小其在全球战略层面的前线,减少军费开支和海外干预,减少对外战略。成本,“不做蠢事”;同时利用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盟国和国际体系的力量维持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并避免威胁上述秩序的潜在战略挑战者。

这一战略方向基本上反映了民主党所代表的“东北太平洋沿岸”政治联盟的外部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要求。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制造业的持续衰退和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持续发展,导致民主党传统的——-大湖地区的“锈带”白色蓝领级别——的支持 - 主张政府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应对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全球扩张;试图扭转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并支持贸易问题上的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移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以及东海岸和西海岸的白领工人涌入。民主党越来越依赖国内政治基础,他们就是这个过程的过程。受益者更加同情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取向。其中,少数民族和移民也要求政府“制造黄油不是大炮”,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提高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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